
1911年汪康年在天津骤然病逝而瞿、汪两家的友爱却未因此终止。次年瞿宣颖便在汪诒年、张元济二人的摆设下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书部学习。
自此以后瞿氏家族开始了与商务印书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互助。1918年年仅二十四岁的瞿宣颖即在商务印书馆出书译著《育儿问答》( The Care and Feeding of Children)其背后无疑获得张元济与汪诒年之助力。而瞿同祖前述赠辞中所谓“先大人之作”则是瞿家子弟在商务印书馆出书的第二部作品——其父瞿宣治所作《新编法文文法》(1921年)。
早在译学馆时期瞿宣治便开始学习法文;自1920年起担任中国驻比利时、荷兰等国使馆随员后瞿氏更意识到“列国相交大而朝聘会同之节小而饮酒相见之仪应对酬酢莫不用法文”遂尽取所学编纂此书。而书成之后为“希马仁兄”专门题写“象寄权舆”四字荐语的也不是别人正是汪康年的堂兄、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但惋惜的是瞿宣治未及亲见此书便在1923年自欧归国途中猝逝于法国马赛今后遂又由汪诒年协助瞿家处置惩罚该书“版税琐事”。
张元济出书、汪大燮题词、汪诒年善后——瞿氏家族与汪康年人际网络的关系之深于兹可见。
仲阁世伯大人教正: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守旧主义》上海古籍出书社2001年版
图一、瞿同祖题赠《中国封建社会》
不外在晚清政局中有着枢纽性作用的“丁未政潮”却并未影响到瞿家子弟与汪氏昆仲的“世谊之笃”。1910年随其父返乡主持“瞿氏私立小学”的瞿宣治致信汪康年表现“别后三载于兹时劳梦想屡读寄家君书籍承所历佳胜辄为欣慰”同时希望后者能为其代购小学所用教科书若干。
而身居京城的汪康年此时更成为投闲乡里的瞿宣治相识海内外政治动态的重要窗口。从现存十一封瞿宣治写给汪康年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喜读汪康年主编的《刍言报》认为“《刍言报》卓识高论迥迈他种报章之上少有看法者靡不喜阅索者纷纷”;更迫切地从汪康年处相识“都下日闻”以及“东省谈判”的最新希望。
(见“瞿宣治来书”一至十一《汪康年师友书札·三》)
图三、时任驻英公使的汪大燮
廿六年夏
赠辞中所言“仲阁世伯”当为晚清出书家汪康年之弟汪诒年(字仲阁又作颂阁);而与其“相交至厚”的“先君”自然是指瞿同祖之父、瞿鸿禨次子瞿宣治(字希马1888-1923)。瞿氏父子与汪氏昆仲之“因缘”实始于瞿鸿禨1885-1888年出任浙江学政期间。
是时汪康年经其四伯父汪守正先容为失业杭州的前军机大臣王文韶之甥担任塾师而瞿鸿禨则恰好又是王文韶的学生遂由此与汪康年相熟。瞿鸿禨对于汪康年甚为浏览在其治下汪康年岁试、科试皆名列第一;1889年得知汪康年考中浙江已丑恩科乡试第六名后此时已调回京城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瞿鸿禨更是“喜溢颜色” (“吴庆坻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与汪康年同榜中举的另有其堂兄汪大燮以及未来执掌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三人对于曾任浙江学政的瞿鸿禨俱以门生相称而自此以后由汪康年(及其弟汪诒年)、汪大燮与张元济等已丑同年所组成的人际网络也便与瞿氏家族一步步精密联络在一起。
是书为瞿同祖先生于《中国封建社会》一书出书当年(1937年)所赠赠辞内容缮写如下:
今年是瞿同祖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1910-2020)。
回首瞿氏一生学术成就论者多以《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为其开端。虽然瞿氏晚年自陈该书“是我的著作中最不成熟的一本”但也正是此书最早奠基了瞿同祖先生在海内社会史领域的学术职位(比其年长一轮的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便以此书作为教学参考书)甚至是国际声誉(1942年即出书日译本)。而瞿氏当初之所以能以燕大研究生身份甫一结业即在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出书专著除其自身所展现的精彩学术素养以外亦有其特殊机缘所在。
克日笔者偶得瞿同祖先生毛笔题赠《中国封建社会》一册或为市面所见瞿氏最早之墨迹。其中赠辞虽然简短但却言及是书出书经由以及瞿氏家族一段少有人注意的往事。
遂略作钩沉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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